讀中學時，公益金開始推行便服日，據說意念是參考美國。當時某貧困國家因天災急需援助，一間美國公司的總管便發起賑災活動：每位職員只需捐小量的金錢，便可在便服日穿上便服上班，該次活動相當成功。因此香港公益金便效發起來，每年均選擇一天作為便服日。
但是，我校的便服日從來都不是在公益金「法定」的那天舉行，而是在一些本來就要/就可以穿便服的日子去舉辦便衣日，例如「環境日」（environmental day），即到校園外面的山坡執垃圾，穿便服以免弄髒校服；又或是學校旅行，穿便服以免太吵敗壞校風。
因為這些日子在有便服日以前，我們本身就可以穿便服，同時，我們也覺得真的需要穿便服（男同學穿校服執垃圾都OK，但是女同學穿裙實在不便），所以，當學校硬推便服日，而我們根本只可以「選擇」參與時，便令我們覺得跟搶錢沒有分別。學校還要求最少捐十元才可以穿便服，那個年代，學生餐只需十三元，十元對部份同學來說其實是個大數目，所以我們都深深不忿，但都只能敢怒不敢言：便服日好像是校長好大喜功的成果，而我們都要升中六，當然不敢得罪校方啦。
升中六後，學校去長洲旅行，又舉行便服日。當年開始興起網上討論區，我們便在本校的地下討論區（有點像名校secret）宣洩不滿，早已離校的師兄都加入討論，稱他們都對便服日頗不滿。由於師兄們戲稱母校為軍校，更將便服日命名為「除軍服日」，說他們早已反抗過，在環保日不捐錢穿軍服去執彈頭。（年代久遠，忘了他們的理由是不喜歡便服日還是不喜歡不穿校服，印象中他們還說過甚麼士可殺不可辱之類制服就是性命之類的東西。）
由於師兄們的班主任比我們的班主任強勢，但結果也沒事，於是，我班同學儲了幾年的不滿一併爆發，收回條時，三十人只籌得四十一元…（有三個同學捐了十元，另外有些同學象徵式地捐了一兩元）班主任收到回條和捐款時，有點愕然，問為甚麼這樣少，同學只是說不想參加便不參加，沒說原因。班主任大概知我們有多硬頸，所以也沒有說服我們。
同時，我們到長洲旅行，集合地點是在中環碼頭，正所謂山高皇帝遠，和我們到長洲的老師只有幾位，我們相信穿了便服也沒有問題，於是，旅行當天，我班只有一位同學穿了整齊校服，而他還捐了十元。（其實是因為他捐了錢，我們討論不穿校服時他碰巧不在課室，而我們以為他會穿便服所以沒有通知他；他卻以為我們會穿校服⋯⋯）
班主任見到我們幾乎全部人都穿了便服，甚麼也沒有說。其實我們有擔心過會不會有甚麼秋後算帳，不過，後來，甚麼也沒有發生。雖然甚麼也沒有發生，但這所謂的「抗爭」，對我們一班自以為很乖很守規則很怕生事的同學來說，是件大事：由不捐錢，到穿便服，我們都有點怕。
我想，很多人在學生時代都可能參與過一些所謂的「抗爭」，小如不參加便服日，大如女生在十三度以下可以穿長褲。然而，跟現時學生為社會政策所作的抗爭，如香港的國民教育和美國的槍管，實在微不足道。所以，每當聽到「大人」對抗爭學生的不屑時，總希望「大人」嘗試以當年參與小抗爭時的角度去理解學生的想法，想一想如果當年的自己生長在今天，會怎樣做；再想一想，當年的自己看現在的自己，會不會也是一樣的「不屑」⋯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