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中學時,公益金開始推行便服日,據說意念是參考美國。當時某貧困國家因天災急需援助,一間美國公司的總管便發起賑災活動:每位職員只需捐小量的金錢,便可在便服日穿上便服上班,該次活動相當成功。因此香港公益金便效發起來,每年均選擇一天作為便服日。
但是,我校的便服日從來都不是在公益金「法定」的那天舉行,而是在一些本來就要/就可以穿便服的日子去舉辦便衣日,例如「環境日」(environmental day),即到校園外面的山坡執垃圾,穿便服以免弄髒校服;又或是學校旅行,穿便服以免太吵敗壞校風。
因為這些日子在有便服日以前,我們本身就可以穿便服,同時,我們也覺得真的需要穿便服(男同學穿校服執垃圾都OK,但是女同學穿裙實在不便),所以,當學校硬推便服日,而我們根本只可以「選擇」參與時,便令我們覺得跟搶錢沒有分別。學校還要求最少捐十元才可以穿便服,那個年代,學生餐只需十三元,十元對部份同學來說其實是個大數目,所以我們都深深不忿,但都只能敢怒不敢言:便服日好像是校長好大喜功的成果,而我們都要升中六,當然不敢得罪校方啦。
升中六後,學校去長洲旅行,又舉行便服日。當年開始興起網上討論區,我們便在本校的地下討論區(有點像名校secret)宣洩不滿,早已離校的師兄都加入討論,稱他們都對便服日頗不滿。由於師兄們戲稱母校為軍校,更將便服日命名為「除軍服日」,說他們早已反抗過,在環保日不捐錢穿軍服去執彈頭。(年代久遠,忘了他們的理由是不喜歡便服日還是不喜歡不穿校服,印象中他們還說過甚麼士可殺不可辱之類制服就是性命之類的東西。)
由於師兄們的班主任比我們的班主任強勢,但結果也沒事,於是,我班同學儲了幾年的不滿一併爆發,收回條時,三十人只籌得四十一元…(有三個同學捐了十元,另外有些同學象徵式地捐了一兩元)班主任收到回條和捐款時,有點愕然,問為甚麼這樣少,同學只是說不想參加便不參加,沒說原因。班主任大概知我們有多硬頸,所以也沒有說服我們。
同時,我們到長洲旅行,集合地點是在中環碼頭,正所謂山高皇帝遠,和我們到長洲的老師只有幾位,我們相信穿了便服也沒有問題,於是,旅行當天,我班只有一位同學穿了整齊校服,而他還捐了十元。(其實是因為他捐了錢,我們討論不穿校服時他碰巧不在課室,而我們以為他會穿便服所以沒有通知他;他卻以為我們會穿校服⋯⋯)
班主任見到我們幾乎全部人都穿了便服,甚麼也沒有說。其實我們有擔心過會不會有甚麼秋後算帳,不過,後來,甚麼也沒有發生。雖然甚麼也沒有發生,但這所謂的「抗爭」,對我們一班自以為很乖很守規則很怕生事的同學來說,是件大事:由不捐錢,到穿便服,我們都有點怕。
我想,很多人在學生時代都可能參與過一些所謂的「抗爭」,小如不參加便服日,大如女生在十三度以下可以穿長褲。然而,跟現時學生為社會政策所作的抗爭,如香港的國民教育和美國的槍管,實在微不足道。所以,每當聽到「大人」對抗爭學生的不屑時,總希望「大人」嘗試以當年參與小抗爭時的角度去理解學生的想法,想一想如果當年的自己生長在今天,會怎樣做;再想一想,當年的自己看現在的自己,會不會也是一樣的「不屑」⋯⋯